大雅查重入口

摘要：当下小说界出现的无难度创作与学术界出现的无难度研究，本质上如出一辙。无难度创作会带来无难度阅读与批评乃至无难度评奖，第8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就是高产的长篇小说多来自无难度创作所致。而学术上的无难度研究同样会带来不端的学术行为，也同样让人无可奈何。尤其是那种未加深入研究、建立在“猜想”基础之上的弄虚作假甚或“造谣惑众”的学术，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对于以上种种亵渎学术精神与道德、毁坏学术规范与秩序的伪学术现象，都要给予无情的揭批与打击，从而还学术界一片蔚蓝的天空。CNKIpro论文查重网提供知网查重检测系统服务，所有论文查重系统均来之官网检测，查重报告均支持验证真伪！不论您学习哪个专业，写作什么类型的论文，只要您有文本相似度检测的需求，知网查重检测系统总有一个版本适合您。
关键词：无难度创作；无难度研究；不端的学术；揭批与打击
一从小说界无难度创作说起
面对当下长篇小说创作貌似繁荣之现象，有一种批评直中要害，认为当下长篇小说创作高产并不意味着文学的繁荣与提升，只能说明长篇小说创作的门槛日益低下，原本高难度的长篇小说创作已经沦为一种无难度创作抑或急功近利创作，高产与劣质齐头并进，故而年产量再高，也难以让那些贬损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顾彬们”住嘴！
所谓无难度创作，在笔者看来其实就是一种不吃苦创作，无准备创作。造成不吃苦、无准备创作固然有许多外在因素，但存在于创作主体自身的“软件”缺失、“硬件”不足等内在因素才是造成无难度创作的症结所在。这里所说的创作主体的“软件” 缺失，是指创作主体的知识结构、人文情怀与无限想象天赋的缺失；“硬件”的不足是指创作主体生活资源的匮乏以及吃苦炼狱精神的缺席，再加之物欲攻心、功利毁智以致性情浮躁等等，如此，哪里还能守得住一份文学大师的心态，去经营“十年磨一剑”的“苦力活”？可见，无难度创作之批评的确不是无稽之谈。
一个毋庸粉饰的事实是，无难度创作会带来无难度阅读乃至无难度批评，继而又会带来无难度评选，造成恶性循环。小说家们怠慢长篇动辄率尔操觚不仅砸了自家的饭碗，也毁了文学的名誉。笔者不禁由文学上的无难度创作联想到学术上的无难度研究，稍加比较，不难发现两者的悲情如出一辙。如果说当前文学垃圾尚有鸡肋的廉价，那么当下的一些学术垃圾连鸡肋的廉价也没有，学术界扑面而来的功利化论文与乱收费歪期刊势如洪水猛兽招摇过市，尤其那些多如牛毛的制造“猜想”与“造谣”的学术更是不啻于“问题奶粉”乃至“毒品”。“食”之有害，弃之却又去而复来，总是难以斩草除根、决绝后患，以致假冒伪劣学术层出不穷、泛滥成灾。时至今日，“问题学术”已经自我巩固成卡夫卡笔下的那个“城堡”，打假的“K”们只能望城兴叹。这种现实让一切尊重学术、追本溯源的“学术真人”之辈一筹莫展，纵然重演鲁迅先生的“一道横眉”并代其呐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于事无补。
造成这种学术界大面积“坏死”的现象固然有很多外在因素，诸如“市场社会化”、“金钱拜物教”等不良风气的侵袭以及学术体制不全、打假除弊不力等，但回到学术研究自身而论，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无难度研究现象，似乎是“问题学术”的重要内因之一。学术上的无难度研究虽然与文学上的无难度创作本质上具有相似性，但又有不同。无难度研究狭义上是指一种不作为的学术行为，即指那种研究浅尝辄止、功底不济且攻坚乏力，主观忽视学术规范，不按游戏规则“出牌”的学术行为；广义上是指一切亵渎学术精神的学术腐败及“伪学术”现象抑或盛行于当下学术界的各种不正之风。诸如人情关系学术、贿赂买卖学术、弄虚作假学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肆意猜想、造谣、以讹传讹之学术以及抄袭剽窃成风、打假闹剧洋相百出等现象，都可归于无难度研究的批评范畴。但致命的问题还在于一些学人自我作践，动不动就大张旗鼓地推出自己的唬人成果，可往往人还没有睡醒，所谓成果就遭到了无情揭批，原来那是“水货”！
无难度研究自然会带来无难度学术，无难度学术一旦兜售于公众平台，常常不堪一击，也就不足为怪。许多学术行为由于功底不济、用力不足，得出的某些结论或成果表述往往都是建立在猜想、臆想甚或造谣基础上的“学术意识流”，这种主观放大自我、以“玩学术”之姿做大做强的学术“海市蜃楼”，显然经不住实质性的天气变化就会现出原形。诸如此类无难度研究现状不胜枚举，大面积地毁坏了学术品格及其学人形象，从整体上干扰了学术的正常秩序，挨骂挨批也是咎由自取，大可不必怨天尤人，无端地认为他人都是你的地狱。
二与此相关联的文学研究与批评
前面说过，无难度创作会带来无难度批评；而无难度研究所带来的成果表述，比无难度批评更可怕，这就是“猜想”的学术；“猜想”一旦离谱，也就变成了“造谣”的学术。当然，文学上的无难度批评未必都来自文学上的无难度创作，学术上的“猜想”也未必都来自学术上的无难度研究。也就是说，有些文学作品并非属于无难度创作，但相对“失语”的文学批评都属于无难度批评。笔者几年前曾批评过这样一种学术观点：“有一种好的散文，是叫批评家束手无策的，它欢迎阅读，却拒绝阐释……周作人式的散文，确实称得上是阅读的闲笔了。”①这就是一种无难度批评所致的学术谬误。谬误在于批评家并没有下功夫并吃苦力去深入研究周作人的内心及其闲适文字“象外”所蕴藉的话语含蓄与含混的意义，就率尔结论其“拒绝阐释”，不免给人一种知难而却步以致批评“失语”，因为不甘心却又要“硬评”的印象，结果造成谬误，贻笑大方。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常识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有企图的，散文家们创作散文也然，而越是那种尘埃落定、洗尽铅华的文字往往越是深文隐蔚，余味曲包，也越是需要阐释，需要理解，岂有“拒绝阐释”之理？须知，立意上的闲适与文字上的淡然孕育出来的散文文本，呈示的是一种静水深流、气韵内敛、真意隐蔽之功。显然，要阐释这样的散文文本，的确是要狠下一番功夫，否则，就只能是满足于物质的阅读，而难以进行思想乃至精神层面上的分析与阐释。其实，那些貌不惊艳的文字却淡里见真，耐人寻味的是那种以“淡”避“痛”的巧妙与才智。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言：“拙作貌似闲适，往往误人，二旧友知其苦味……”②，就周作人其人其文而言，担心的就是闲文误人或者干脆说担心被别人误解，他又是多么期待有更多的人能知其深埋于心灵深处的苦衷呵！可我们的批评家没有下功夫走进“城堡”就贸然“白话城堡”，这不是散文家的悲哀，而是批评家的悲哀。
面对文学经典，批评家们都敢于妄下结论，那么要是面对那些无难度创作生产出来的文学垃圾，批评家们的无难度批评又将是怎样一种“我行我素”呢？所以，近些年来文学界出现的种种无难度批评现象，也的确让人感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较之于文学上的无难度批评，学术上的无难度研究与“猜想通行”的学术，更让人头痛。当然，也有例外，研究未必无难度，但结论或成果表述却又不乏一种“猜想”的意味。20世纪60年代陈寅恪与郭沫若之间关于《再生缘》的作品思想及其作者陈端生身世之争，无论取得了怎样的所谓突破，却也难以给出一个铁的答案，除非陈端生能复生返世，否则，“猜想”的意味就很难被排除。尽管这是学术大师级的争辩，也是直面客观事实并用功扎实的研究，但终难定论就包含了“猜想”的意味。显然，这种充满史学理念及其学术精神的“猜想”绝不属于那种“无端猜想”的学术行为。
在学界，许多时候学术似乎与“猜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诗学研究，即便直接扣上一顶“猜想”的帽子，也不为过。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曾经这样谈诗：“诗永远应当是一个谜……诗写出来原是叫人一点一点地去猜想。”③如果这种论断可以成立，那么古往今来汗牛充栋的诗学研究与批评都是建立在“猜想”基础之上的学术，真正能经得住事实检验者有几？既然诗是供人“猜想”的艺术，而诗学研究与批评的“猜想”也就顺理成章了，同时也就不存在研究的有难度或没难度了。按照这一逻辑，中国文学史上的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等体裁，都算是“猜想”的艺术，许多歧义、多义、异义本来就死无对证，岂不是给无难度研究的学术行为提供了更大“猜想”的空间？倘若拒绝“猜想”，很可能就意味着再有难度的研究也会遭遇阻拒性以致搁浅？笔者的确非常感伤于学术研究与学术“猜想”并存以及难免牵强附会的现象，但以上举要所谈，又多少有些为学术活动中的某些直面事实与理性的“猜想”行为辩护的倾向，比如陈寅恪与郭沫若之争以及诗学研究与批评不可避免地载“猜想”而入之特例等等，应当区别对待。这种有难度的研究而又不乏“猜想”意味的学术形态，是可以多给予一些理解与宽容的，因为这类学术“猜想”元素是建立在有深度思考和有难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客观而又不乏理性的“猜想”，所以说不是所有带有“猜想”意味的学术都归于无难度研究。这种有难度研究的“合理猜想”与那种无难度研究的“无端猜想”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学术“造假”何时了？
研究无难度，再加上远离事实与理性的无端“猜想”，主观推测与臆断，得出的结果往往就是造谣惑众，以讹传讹，这不仅是对学术精神的严重亵渎，而且也势必会自食人品与学品两败俱伤的苦果。
从学术的本质属性而言，无难度研究与“猜想”的学术在某种情况下还是能够被宽容的，因为学术本来就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并不意味就可以胡猜乱想、以主观代替客观。学术一旦演变成一种 “恶意造谣”，就是对学术道德的严重毁坏。在当下学术界，可归为“恶意造谣”的学术的确不少，几乎可以随手拈来。如一篇题为《谣言惑众几时休评王晓明〈鲁迅传〉的一条注释》的学术批评文章，就披露了千家驹其人对于鲁迅与其胞弟周作人失和一事真相的学术“造假”乃至“恶意造谣”。千家驹的解释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如即为信子的姓，那么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可见羽太与鲁迅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二一月号）”④后来经鲁迅介绍，羽太信子又与周作人认识并结婚成家。周作人终知道羽太信子与鲁迅之间的底细，才一怒之下断然与鲁迅绝情断交。对于这个解释，该文作者在文章中给予了严肃而不留情面的批评：“千家驹是在造谣，想用谣言这‘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鲁迅语）来损害鲁迅，达到某种功利的目的。谣言本应止于智者，但是非常遗憾，王晓明却很不明智地充当了谣言的传播者。”⑤为了更有力地说明真相，该文作者还举出当年与出入日本的鲁迅有过亲密接触的友人诸君证言，诸如许寿裳、郁达夫、俞芳、许广平、周建人包括章川岛在内的当事人或知情人，并以他们当年事前事后提供的“活文献”为依据，以充分的证据指出千家驹的解释是无难度研究造成的“主观猜想”，从而又酿成了“恶意造谣”恶果。根据当事人也是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当年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所提供的鲜活的文献资料，还原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鲁迅在1906年7月与朱安结婚后，即与周作人同赴日本，几经搬迁，于1909年初同时认识羽太信子，很快周作人与羽太信子恋爱，1901年夏结婚，鲁迅也回国了。”⑥这已经成为历史定论的客观事实，何以在千家驹那里就变成了“浪漫一夜情”？无疑，千家驹没有深入研究，也缺少理性思考，是建立在无难度研究之上的主观“猜想”。颇受学界好评的《鲁迅传》一书就因为引用了千家驹的这条空穴来风的注释，致使《鲁迅传》一书的学术品格黯然失色，文采全无，可谓“一只苍蝇坏了一锅汤”，挨批虽然有些冤枉，却也是咎由自取。
同时，该文作者还在文中披露了另一位沈氏学人的文章《“儿子与情人”鲁迅、胡适、茅盾婚恋心态与情结阐释》，也是属于主观想象的“奇文”，算是步千家驹后尘。该文作者对卫氏文中的说法不敢苟同，甚至认为卫氏文中也有“造谣”之嫌，比如，卫氏文中说鲁迅的“爱是发生在母亲的制约力量难以控制的日本，这位情人恰恰又是他后来的弟媳妇（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阴差阳错正当他和日本女郞羽太信子热恋时，母亲召他回家乡与朱安结婚，尔后他带弟弟周作人去日本，于是羽太信子在失去鲁迅的情况下，和周作人结为夫妻。周作人开始并不知情，1925年，周作人知道了此事，于是，兄弟的手足之情就此一刀两断。”⑦显然，沈博士的“阐释”似乎比千家驹的“造谣”更加富有“想象力”，并应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原理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及“恋母情结”把鲁迅的“爱”阐释得“活灵活现”，简直就像是在演绎“学术意识流”抑或“学术白日梦”，的确容易让人刮目相看，并且因出奇而制胜。可把卫氏文中所述与客观事实一一对照，沈博士也就难免重蹈覆辙，成为“千家驹第二”。更有甚者，居然说是因为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她告发于周作人而致使兄弟绝情。对于这些主观武断、“无端猜想”、捕风捉影的“伪学术”制造者，理所当然应该给予严肃披露与批评！
诚然，这种以讹传讹的学术现象说到底还是属于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与那种“学术暴力”以及各种与经济、权力挂钩的学术腐败案件或事件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也并不意味着以讹传讹的不良学术行为就可以用一种朴素的感情敷衍了事。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那些学术打假英雄！倘若没有打假英雄及其揭批文章的面世，恐怕被误导的你我他至今也难以还鲁迅一个清白！
说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为鲁迅辟谣的胡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的学术著述《中国小说史略》一度赢得文学界青睐和好评，可同时也遭到小人暗算，竟造谣《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书。此事对于当时树大招风的鲁迅先生非同小可，很是难堪，纵然跳到黄河难以洗清。后来还是胡适站出来讲了真话，并严肃批评了造谣者对于学术的不端，为泄私愤而造成以讹传讹之后果。至此，才使得这一簇迷雾得以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尽管胡适与鲁迅并非知己，连个朋友都算不上，甚至彼此之间似乎还存在某些“过节”。然而在神圣而庄严的学术面前，胡适选择学术为上，尊重的是客观事实，而非个人恩怨。无论历史怎么评价胡适其人，但胡适如此严谨的学术品格，也足以值得后人景仰下去，成为永世佳话。无独有偶，国学大师陈寅恪一生从严治学的学人风范也令人高山仰止。其严谨的学术品格及其魅人的个人修养，从当年至今，都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他曾经如此说：“你不把基础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⑧寥寥几语，却道出学术大义。所谓“要把材料弄清楚”，强调的就是有难度研究与可靠的学术。要得到这个效果，你就得沉下来，运足气，发足功，然后才有可能打出“微言大义”的一记重拳。这就告诉你，要做学问、搞学术，可不能凭心血来潮率尔操觚。做学问、搞学术可是一件极其艰苦磨难的事业，不是那种回避难度研究只依赖“无端猜想”的庸常之辈所能企及的“理想国”。
说千道万一句话，那种无难度研究与无端“猜想”的学术也如同假冒伪劣的“问题食品”，当在揭批打假的范围，一经发现就予以“迎头棒喝”，万万不可心慈手软，否则会贻害无穷，恶果多多。须知，学术造假无异于谋财害命，因此姑息迁就不得，切莫以私心取代公心，那些打假英雄们的义举，颇值得发扬光大，揭批打击一切不端学术行为的义举不妨来势更猛烈一些、力度更大一些、杀伤力更狠一些，如此才有希望还学术界一片圣洁的净土。
注释：
①谢有顺：《重申散文的写作伦理》，《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②周作人：《药味集·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③转引自王道乾译、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62～263页。
④⑥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2～75页，第72～73页。
⑤王福湘：《谣言惑众几时休评王晓明〈鲁迅传〉的一条注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1期。
⑦沈卫威：《“儿子与情感”鲁迅、胡适、茅盾婚恋心态与情结阐释》，《心理学与探新》1989年第4期。
⑧转引自刘以焕《国学大师陈寅恪》，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335页。
（作者单位：淮南师范学院中文与传媒系）

作者：孙仁歌
来源：当代文坛 2013年5期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