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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热的宏观原因：社会转型、私人生活与马拉松--万方论文查重样例，目前的跑步热基于三个事实：一是跑步先前从未成为时尚，全社会热衷，本身就是重要的宏观事件；二是跑步热的主体人群是较广义的青年人群，他们向来不是跑步的积极实践者，他们的热衷跑步创造了堪称潮流的文化事件；三是跑步热的组织主体来自民间，而非发自向来的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或工作单位，这是社群活动组织机制的变化，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是标准的结构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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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从本质上说是个人行为而非集体行为；先前跑步未曾出现社会规模的热度，并不意味着没有个人自主地上路跑步。跑步成为热门是说跑步成为集体现象，跑步本身成为一项人们趋之若鹜的时尚价值，且跑步热的推动者主要为民间人士和草根社会组织，这是全新的现象，是计划体制下不曾发生的。我们曾把近年来兴起的广场舞定义为私人生活的兴起，是私人生活自发的再集体化或社群化[4]，此分析也适用于跑步热。计划体制下私人生活并未消失，但在国家和单位垄断一切资源，特别是垄断组织和合法性资源的体制下，跑步要成为集体现象是没有由私人动员和组织的。中国的社会转型重要的社会学意义是社会自主空间的出现和私人生活的兴起。从跑步热我们看到的是个人生活方式议题获得存在论和价值论的正当性，依据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这反映的是在当今人类社会的转型中发生的“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5]。

从阶级解放的宏大话语转向私人生活的微观话语，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从不断革命转向建设小康的社会变革进程是一致的、配合的。一旦追求生活的个人权利得到肯定，生活方式的个人化多元化追逐必定正当化。这意味着，跑步既可仅仅是为个人健康的身体运动，也可以通过向其他跑者传授技能而成为谋生职业，或为了交友而成为社群结合的媒介，或当作酷的生活方式和个人存在感的证明而成为表达性活动，这一切仅当如跑步这样的私人行为不再由公共机构来界定或规范时才成为可能。无论是为健康、为交友，还是为刷自己的独特存在感，它们在价值上都一样正当。跑步可以为实践者自由地赋予价值，且可以正当和自主地玩出花样来。

一篇名为《长跑是中产阶级的新宗教》的博文被追捧，“新宗教”一说未必是所有中产跑步者的看法，但无疑支持我们的观点，私人生活的非政治化，恰恰有助于将诸如看似私人性行为的跑步发展为时尚，无论是运动时尚，还是信仰时尚。运动并非所有中国人的喜好，单单讲社会转型和私人生活的兴起，这是个人自主选择的回归，还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人们特别是青年对跑步趋之若鹜。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人追逐的时尚何其多也，但有一点不变，全都以西方时尚为时尚。在国人尚贫穷时，我们主要以西方的物质主义文化为时尚，西方流行大房子好车，也流行马拉松，但我们看到的或真正让我们兴奋的是前者，而非后者；当吃饭穿衣还是问题时，谈跑步之为生活方式的话题多半无法让人有感觉有共鸣。跑步热的一大动因是马拉松近年在中国热起来；当吃得好穿得好不再为多数人视为优越于他人的标志时，像西方人那样玩，包括玩旅游、玩马拉松，就被开始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和城市中产引为时尚了。

经济因素常为被访者认定为跑步热的动因，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这并非仅仅因为人们有钱可以支持跑步此类非生活必需品的花费，也是因为某项运动如马拉松已经被社会承认为代表西方生活方式而具有流行价值，从而为人们所趋附。像西方人那样生活，无论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追求的物质主义生活（此追求不会停止，只是越发不会是的和压倒一切的追求），还是近一二十年开始时髦的文化体验的生活，始终是中国人行为的基本驱动力。跑步热初源自国人对马拉松的追捧是一点不奇怪的，而透过跑步热反映的是国人时尚的变化，不变的是全球化带来的西方文化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持续塑造力。具体来说，马拉松的作用，一是成为青年参加跑步的入口；二是马拉松的经历培养了跑步的习惯。我们在访谈中发现，谈到投身跑步或组织跑团的机缘，不少发起人都不约而同提到马拉松，“Crazy碧池”的发起人参加跑步4个月后次跑马拉松，可知这是个人为跑马拉松而跑起来；“Tenknew”跑团则是在2013年上海马拉松后组织起来，而这是马拉松催生了跑团，他们都跟马拉松结缘。

因马拉松而加入跑步，或组织跑团，为准备马拉松的跑步训练，往往需要数月或更长时间。“Runner爱心社”的发起人卡卡说，“几个月的训练有助于你养成跑步的习惯，进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马拉松成为为人追捧的时尚时，马拉松特别吸引年轻人，而跑下马拉松，也成为年轻人引以为荣且能收获点赞的成就。马拉松的赛事对多数参加者来说毕竟活动有限，由马拉松热引发的跑步新时尚逐步变为日常生活的运动参与，进而成为青年人乐此不疲的活动习惯和生活方式，马拉松成为入口造成一种新的青年运动时尚，这是马拉松对跑步运动更重要的贡献。马拉松对于跑步时尚的影响，还因地方政府的“经营城市”和品牌商的“经营市场”而获得更大的动力。

从解放的政治到生活的政治，改变的不只是私人生活的兴起，从而令体育娱乐休闲活动成为自由的选择而繁盛起来，也改变了公私机构的资源投入方向。马拉松因其场面大、舞台大、参与者众多而向来是品牌商青睐和赞助的对象，在马拉松赛道上做广告，是好的形象营销，展示的不仅有品牌的商业价值，还有品牌商的社会价值。对马拉松进而对跑步运动的强大助力也来自政府，甚至是比市场更大的动力。马拉松赛事一般是由政府体育部门组织的，甚至可以说是政府的垄断服务，自然在推广马拉松运动上具有天然优势。上海已经将赛事组织转制为市场化专业公司，但仍是政府主导下的专业运营，仍要以公益为导向；同时透露了马拉松的多元化的价值导向，即不仅是群众体育赛事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实践，还是展现城市精神和城市自然人文景观的名片，是发展体育产业和体育服务经济的引擎。

上马组委会对政府在办好一个城市马拉松中的作用的认知则是十分到位的，“我觉得马拉松这样一个特点的运动，它不像其他的一些运动项目，相对局限于一个很可能就集中在一个体育馆里面就能够办成，马拉松是穿过了城市的一个赛道，它可能覆盖的范围有多有少，但是至少决定了马拉松这样一个运动一定要在政府层面主办的基础上才能够相对地有规模、有规范、有专业性地举办，因为可能政府协调的事情会很多，所以50几个马拉松基本上每一个城市都把它定义为这个城市的名片这样的地位。那也就是说，政府在办马拉松这件事情上面是很投入的、很主动的，很希望能够把它办成一个有影响力的，能够代表城市的这样一个（品牌）。我觉得政府的引导性的作用，对它结果性的火的现象也是有推动作用的。”

（上马组委会访谈）通过分析马拉松与跑步热的关系议题，表明马拉松并非是跑步热重要的因素；同时，透过马拉松带动跑步运动的兴起，探究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日常生活的变迁所反映的那些宏大问题，如全球化、社会转型，私人生活的兴起和自发的再集体化，政府主导的城市经营等。中国的广场曾经上演了一幕幕群众集会的革命戏剧，今天这里活跃的不是大妈的广场舞，就是马拉松赛事的出发仪式，这个变化极具象征意义，意味着从解放的政治向生活的政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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