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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投资者与公司代理问题--万方论文查重样例，Berle和Means（1932）在《现代企业与私有产权》一书中指出，在分散的产权结构下，企业控制权落入管理者手中，而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冲突时有发生，管理者会牺牲股东利益为自己谋取私利，这是早的关于公司类代理问题的阐述。

Jensen和Meckling（1976）系统分析了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利益冲突、管理者对股东的利益掠夺，但却忽视了股权集中条件下另外一种代理问题———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代理问题。学者们发现，除英美等少数国家外，上大部分国家（如西欧、日本、东南亚、中国等）的上市公司股权相对集中。在这些国家，控股股东不仅无助于监督公司管理层，甚至还常常采用各种手段掠夺中小股东，使公司治理趋于恶化。大股东会利用手中的控制权转移公司资源、谋取私利，损害其他股东权益（Shleifer和Vishny，1997；Claessens等，2002）。因此，控股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所引发的第二类代理问题———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可能更为严重。我国上市公司大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一方面，国有产权主体的虚拟化，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严重；另一方面，即便是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局面仍将存在。

这就决定了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两类代理问题都十分突出。从其表象来看，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天价薪酬”一直饱受诟病（陈艳，2008），高管薪酬与业绩的关系存在粘性（方军雄，2008），高管权力越大，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越大（卢锐，2007）。高管代理问题的另一种表现是在职消费，如专机或专车、乡村俱乐部会员资格以及豪华办公室等（李艳丽等，2012），但这并不是高管履职所必须配备的条件。种种迹象表明，在我国，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也十分严重，大股东会利用手中的控制权优势，通过各种直接与间接的方式（即“隧道”行为），如关联交易、担保贷款、利益输送、恶意分红、资金占用等，从上市公司转移资源，从而造成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吴红军、吴世农，2009）。

近年来，我国机构投资者愈加倾向于扮演“积极股东”的角色，主动干预公司决策。在招商银行2003年“可转债风波”中，多家基金联手迫使招行董事会修订再融资方案，以满足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诉求；2012年重庆啤酒“乙肝疫苗神话”覆灭后，基金提出“罢免董事长”议案。我国监管部门也对机构投资者寄予厚望，2006年证监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11条规定：“机构投资者应在公司董事选任、经营者激励与监督、重大事项决策等方面发挥作用。”

随着“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战略”的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已形成证券投资基金、券商、社保基金、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信托和企业年金在内的各类机构投资者共存的局面。与此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规模也飞速增长。因而，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多元化的机构投资者有足够的能力与动力对上市公司实施监督。可以预期，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两类代理问题都会产生重要影响。Boyd与Smith（1996）指出，机构投资者介入是更为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这种机制不仅可以制衡大股东，而且可以克服小股东“搭便车”行为。国内也有文献表明，机构投资者介入可以影响代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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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松连和袁春生（2010）指出，相比于个人投资者，机构有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能够有效监督上市公司高管和控股股东。李维安等（2008）分析认为，机构投资者降低了代理成本，机构投资者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王琨和肖星（2005）实证分析认为，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上市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显著低于其他公司。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国内现有文献已经涉及到机构投资者对于高管、控股股东制衡作用的研究，并且少数文献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但鲜有文献提供关于机构投资者可以缓解高管-股东、大股东-中小股东两类代理成本的直接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在我国，机构投资者介入对上市公司两类代理问题都能产生抑制作用。

，不论是上市公司高管的“逆向选择”行为，还是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都有损于“股东价值大化”，理性的机构股东出于捍卫自身利益的考虑，不会“坐视不管”。

第二，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机构投资者格局，机构持股规模大大增加，这决定了机构股东“搭便车”的成本是高昂的，他们有缓解高管、控股股东双重代理成本的“内在激励”。其三，机构股东更加理性、专业，持股规模赋予他们更强的公司决策“谈判权”，因此机构股东有能力对高管、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实施监督。其四，根据“效率监督假说”，机构股东对公司高管、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抑制，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H1：我国的机构投资者可以缓解上市公司两类代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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