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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劳动经济学相关理论和模型分析农民工对城市劳动者的就业量、工资水平、就业结构、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方面造成的影响，主要关注农民工对城市劳动者生活福利状况的影响。通过分析认为：农民工涌入并不会严重影响城市劳动者生活福利状况,不应以低工资限制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政策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劳动者； 福利； 城乡二元分割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theory and models of labor economic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migrating farmers on city labors’ welfare. It focuses on the change of urban workers' employment, wage levels,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order after migrant workers surge into cities. 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bad impact would not be serious. So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exclude the migrant workers by giving them low-wages. The right thi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is to formulate a reasonable policy to guide the mobility of rural labor.
Key Words: Migrant farmers, Urban Labor, Welfare, Duality segmentation

注：本文属于中上层次论文水准。文章有明确的观点“农民工进城尽管对城市劳动者的各种生活福利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从总体上而言是利大于弊”，并围绕其进行集中论证。结构上比较完整，在引言、文献综述后，就分别从第三章理论分析，第四章以上海为例经验验证，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后是政策建议。但第三章理论分析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第四章以上海为例的论证，虽然上海具有典型性，但并不能确保结论的一般性成立；另外，第四章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只是具有相关性，并没有进行因果分析。
从形式上看，本文符合论文写作规范，可参考。另外，老师在一些容易犯错误或易忽略之处，加了批注（不表示本文有错误）。方便同学们阅读时注意。
——指导教师点评
一、 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之间出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这个流动人群是农村户口，并且在城市从事非农经济活动，因此被称为“农民工”。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2.4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1.53亿人，本地非农就业0.89亿人 。农民工流入城市，为城市化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城市拔地而起的一幢幢高楼大厦凝聚了他们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辛勤劳动，正是他们的默默奉献加速了中国的的城市化进程。他们功不可没，但是目前为止依然有许多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对农民工进城务工抱有一些担忧甚至抵制。他们担心农民工流入城市可能会剥夺城市劳动者的就业机会，降低当地劳动者的工资，损害当地市民的保障福利，影响城市的治安管理等。可见，针对农民工进城务工产生影响的研究有必要更加深入，这样才能科学分析农民工进城务工产生的真正影响是什么，以便采取合理的政策措施，公平、公正地对待农民工。
（二）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状况
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了完整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主张抛弃农业发展,强调城镇现代部门的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及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A.W.Lewis,1954) 。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强调了工农业平衡发展的重要性以及经济发展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G.Ranis,1961;J.C.H.Fei,1964) 。托达罗利用一个迁移决定模型,根据城乡收入差别和城镇工作的可得性来解释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城镇就业状况,并建议通过提高农业收入和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等措施来缩小城乡差别,终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M.P.Todaro,1969) 。虽然刘易斯和托达罗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经济现实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对中国城镇化战略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内尔•甘代尔、高登•H汉森与马斯林•J.斯特劳(Neil Gandal, Gordon H. Hanson & Matthew J.Slaughter,2000)的研究发现，劳动力的大量流动只对工资水平产生了较小的负面影响，也即大量的移民并没有导致工资水平的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的变化消除了劳动力大量流动对工资水平的冲击 。
2.国内研究状况
蔡昉（1998）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对传统国有企业及劳动力市场会产生重大影响，并且由于非国有企业部门的产生，使得存在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就业体制也将发生改变。政府应该放开政策，逐步开放城乡劳动力市场，以便实现就业体制转换 。王德文、吴要武从迁移劳动力的失业率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失业率方面入手,共同得出两者之间存在着较高的正相关。农村迁移者与城市当地劳动力失业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0,城市迁移者与城市本地劳动力失业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9 。丁仁船、吴瑞君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对城市当地劳动力的总体替代率不高,但农民工的替代性就业对城市就业转失业的人口影响较大 。文献检索发现,农民工对城市当地劳动力替代程度的计量是研究的难点所在,也是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之处。杨云彦将农民工在某一行业比例高、增长快界定为替代率高,但没有考虑这些行业有可能是城市工人不愿从事而主动退出的行业,并且以行业来计量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柳清瑞根据就业率决定模型,认为如果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农村劳动力迁移率上升1个百分点,失业率将增加0.2个百分点。市场将决定城镇化的布局、速度以及资源配置,尤其是城乡两大部门之间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配置。超越经济现实的农村劳动力迁移都是不切实际和危险的,并且将严重损害城乡经济的健康发展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以往关于农民工进城影响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对城市劳动者失业率及工资水平的影响，综合考察对总体福利状况影响的文章并不多。本文研究的问题不仅局限于农民工对城市劳动者者的就业量、工作收入水平、就业结构的影响，还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治安方面的影响，笔者将以上问题统称为生活福利状况。本文的研究思路大致如下:，分析外来民工与城市当地劳动者之间的替代与互补关系；第二，借鉴西方劳动经济学中关于移民对本国影响的分析框架探讨外来民工对城市本地劳动者就业率及工资水平影响；第三，分析外来民工对城市当地劳动者社会保障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上海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进行佐证。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农民工进城尽管对城市劳动者的各种生活福利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从总体上而言是利大于弊，政府应该权衡利弊，趋利避害，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鼓励和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
二、外来农民工对城市当地劳动者影响的理论分析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农民工进程务工无疑对城市化有着积极的意义，一方面为城市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缩小城乡差距。同时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必定会对城市劳动者造成一定的冲击，影响其就业和工资水平，并且势必占用一定的公共资源，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福利水平。然而也有人认为农民工对于城市劳动者生活福利的影响是积极的，因为其产生的效益大大超过其占用的资源。
（一）外来民工与城市劳动者之间替代及互补关系分析
在劳动力市场, 替代和互补关系往往同时存在。劳动力间的替代关系是劳动力为获得工作所形成的一种竞争关系, 在总的岗位量一定时, 各类劳动力获得的就业机会此消彼长。在假设劳动力政策、制度等社会条件及劳动力个人学历、偏好等因素不变的前提下, 替代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种状况: 一是使用某一类劳动力导致原在岗的另一类劳动力数量的减少; 二是新增就业中, 某类劳动力获得的就业机会相对减少。替代方式也同样分为两种: 一是直接替代, 指某类劳动力就业时地替代另一类劳动力; 二是间接替代, 指因为某类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劳动力价格的整体下降, 从而使另一类劳动力主动退出竞争。劳动力互补关系, 则是指一种劳动力的使用并不必然导致其他类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减少, 甚至还会增加其他类劳动力的就业 。
（二）外来民工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量及工资水平的影响
人们担心农民工流入城市剥夺了当地居民的工作机会，增加当地居民失业率。所以一些城市出于解决本市居民就业问题、降低失业率等的考虑,对外地民工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如建立外省市劳动力进本地务工的准入制度、限制外来劳动力就业行业、对外来劳动力征收较高税费等。而实际情况可能是，农民工从事的工作经常是城市当地居民所不愿干的，所以农民工与当地居民是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分别就业，不会剥夺当地居民就业机会。

如图1所示，实际上，农民工并没有按1∶1的比例剥夺当地居民的工作岗位。若(N2-N3)名农民工被限制就业，本地人就业的数量将从N3上升到N1，工资从W2升到W1，(N2-N1)个工作岗位被摧毁。尽管限制农民工增加了当地人在这一劳动市场的工资和就业水平，但当地居民的就业不是同比例增加的。城市地区居民还是愿意从事体力活的。只是在W2低工资水平的情况下，才存在发达地区当地劳动者的“短缺”，在W1时，并不存在短缺。
在不限制民工就业的条件下,当劳动力收入为W2时,N2数量的民工和城市失业下岗人员有就业机会,即总就业人数为N2。其中有N3的城市失业下岗人员愿意在这种低工资水平上去从事这些工作,而剩下的劳动力供给(N2-N3)就由民工承担了。若采取限制民工的政策,在企业保持工资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安排的就业量只有N3,若企业为招工将工资提高到W1,则城市劳动者就业量也只有N1,明显小于N2 。结果是:在企业保持W2工资水平条件下,有(N2-N3)的工作岗位白白丧失。在企业付出为招工提高工资到W1的代价之下,也将有(N2-N1)个工作岗位白白丧失。由此可见,对全体劳动力而言,城市对民工就业的限制,会造成工作岗位的大量丧失。因此,限制一个民工就业,并不能带来一个城市失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靠限制民工来解决城市失业下岗人员的再就业所付出的代价是:要牺牲相当数量的工作岗位(N2-N1);且企业要增加劳动力成本(W1-W2)。
进一步分析，从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来的角度来看，应该区分不同的群体，农民工对城市不同就业者群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廉价”劳动力的进入显然有利于这类劳动的消费者。随着工资的降低和就业的增加，由这类劳动所提供的劳务和生产的产品数量增加，价格会下降，对消费者而言是有利的。第二，重体力劳动的雇主显然受益。利润从W1AB上升到W2AC。利润的增加会产生两种影响，一是资本报酬提高，投资者可以增加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二是增加的利润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成为雇主。资本和雇主数量的增加，终会使利润下降到正常的水平，但是本地的资本储备增加了，并且为一些人创造了成为所有者的机会。第三，以上分析实际上是假定农民工的流入对当地的需求曲线不产生影响。我们考察单个劳动力市场时，这个假定没有错误，因为这些农民工的收入用于购买体力劳动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比重很小。但是，农民工在城市毕竟要生存，要消费。这些需求就为其他熟练工人创造了工作机会或更高的工资。农民工的流入对于城市里那些与一般农民工没有密切替代性的劳动者而言，是有利的，因为农民工进入城市必然使消费需求增加。如图2所示：

如果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下降，熟练工人的需求上升时，这两个等级的劳动是互补的。假定生产过程中熟练和非熟练劳动互相替代，但是，如果非熟练劳动工资下降的规模效应大于替代效应，那么久有可能是互补的。农民工进城，实际上规模效应很大，因为随着劳动人口的增加，总需求增加 。
以上分析的结论是，农民工进城不利于当地非熟练工人的利益，但是增加了雇主的实际收入，也可能增加了熟练工人的收入。如果当地居民的总收入是增加的，那么农民工的流入对当地就是有利的，当地政府应该制定政策吸引农民工进入本地，并且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生活工作条件。
（三）外来民工对城市劳动者就业结构的影响
一般而言，城市居民学历较高，或者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因此他们从事的职业多是工资水平高、环境舒适、社会地位较高的体面工作，而外地民工由于学历及技术水平有限，从事的多是重、苦、累的工作，工资水平也不高。另外他们经常是季节性工人，农忙时节可能返乡从事农活，所以他们的工作不稳定，不正规。这些工作多是城市居民不愿意从事的，比如清洁工、保姆、维修工等。而这些工作对于每一个城市都不可或缺，所以农民工的流入使得城市各类工作岗位都能获得相应的劳动力，提供城市居民需要的各种产品和服务。
农民工流入城市能够加速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从事经商、办服务业,促进了第三产业发展,加大了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快了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 。城里的清洁业、托运业、修车业、装修业、废品收购业以及其他苦、累、脏、险行业,如果没有民工,所有这些纯体力劳动性质的服务业也许将陷于瘫痪。而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为城市劳动者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他们的就业结构也发生变化。
（四）外来民工对城市劳动者社会保障的影响
一般来说，农民工在城市不享有稳定的社会保障，由于较大流动性，农民工很难在城市参加社会保障，即使有些农民工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缴纳了一定费用，但是由于不能长期在当地工作、生活，一般缴纳社会保险的年限达不到领取待遇的规定年限，后只能申请退保，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外地民工数量庞大，每年春节前可以看到两个地方排着长队，一是火车站排队买票，二是到社保经办机构排队申请退保。2010年之前，由于社保关系异地转移政策尚未完善，许多民工离开城市时，不得不申请退保。而且由于没有达到规定年限，只能退还个人缴纳部分，社会统筹部分基金则不能带走。2010年异地转移接续办法出台之后，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新办法规定不得退保，只能将社保关系转移到新工作地。统筹考虑转入地和转出地的利益，转移账户中除了参保者个人缴纳的全部，还包括社会统筹的一部分。新办法之前，上海、广州、深圳等这些农民工净流入地的社会保障基金实际上很多部分都是外地民工的慷慨奉献。因为民工退走的只是自己缴纳的金额，而用人单位缴纳的社会统筹部分则全部贡献给了当地，将来受益的自然是当地居民。
三、外来农民工对城市劳动者影响的实证分析——以上海为例
（一）上海市外来人口构成情况
上海是中国大城市，现代化程度高，外来人口较多。从表1可以看出，2000年到2009年，上海市外来人口从299万人增加到541.93万人，9年间增加了240多万人，而本市户籍人口仅增加70万人。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值从4.38下降到2.55，外来人口的比例从19.59%上升到28.21%，可见外来人口已经是上海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2可以看出上海市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文化构成情况，总体来看常住人口中初中文化以上所占比例是73.5，流动人口中初中以上比例是70.1差别似乎不大。但是流动人口中初中学历占比为55.2，占了半壁江山，高中以上所占比例仅14.9，而常住人口中初中文化占38.2，高中以上文化占35.3，文化层次明显高于流动人口。从文化程度上看，流动人口在就业上缺乏竞争力，只能从事较低层次的工作。外来人口中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只有那些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大部分的老一代农民工文化程度都很低。

(二)外来民工对上海当地劳动者就业的影响
根据表3，我们可以看出上海市2009年增加的劳动者来源情况。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主要招收城镇职工，只要极少部分来自农村，这是国有及集体单位一贯的用工模式，农村劳动者如果能在这些单位获得就业简直就是母鸡变凤凰。不可否认国有和集体单位一般是大型企业，关系民生，并且多要求较高素质的劳动者，但是也存在许多“奢侈用工”的情况，他们依靠垄断地位，不担心激烈的竞争，支付大笔的用工成本，盲目追求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等高素质劳动者，排斥农民工。国有和集体单位之外的其他单位才是招收农民工的主要用人单位，这些单位面临残酷的市场竞争，用工成本必须得到科学控制，农民工正是较为廉价的劳动力，他们经过简单培训就能从事许多较为简单的工作。

从表4中可以看出上海外来流动人口从事经济活动的职业结构，主要是制造业加工人员、建筑施工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其分别占从事经济活动外来人数的25.84%、19.53%、13.88%，也即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与服务业（商业服务业、餐饮服务业与居民服务业三者之和达27.36%），这三类职业的总体比重占从事经济活动外来流动人员的73% 。上海本地劳动者的职业构成与此大有不同，所占比例前三的分别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38.3%）、商业服务人员（22.4%）、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2.8%）、办事人员（11.8%），这四者的比重总计达85.3%。可见上海本地劳动者的职业构成主要是要求教育程度较高、专业能力较强的高素质劳动力，他们所从从事的职业多是外来民工可遇不可求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大大都市而言，需要的是各种各样的劳动力，不仅仅是高素质的研究型、管理型、决策型人才，更要有踏实办事的一线操作工人。所以外来民工与上海本地劳动者的职业主要是互补关系，而且这种互补关系比其他城市表现地更加明显。那么外来民工进入上海不仅不是剥夺当地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反而为上海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劳动力。而且随着外来民工的进入，一方面能够使企业规模扩大，另外相关的管理人员也要增加，这些都能够为上海当地劳动者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显然是利大于弊。
（三）外来农民工对上海本地劳动者收入的影响
由表5可知，主要年份上海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并没有下降，并且保持稳定增长。人们担心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也依然保持较快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转移性收入的增加额分别为：301元,51元,500元,1120元。很明显，2008、2009年的增加额明显高于往年。这可能是因为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加大民生保障，增加居民转移性收入。外来民工不是这些转移性收入的受益者，他们流入上海也不会影响上海市民这些转移性收入的增加。

（四）外来农民工对上海当地居民其他福利的影响
许多城市劳动者担心的是，大量外来人口会占用有限的公共资源，而且，如果当地经济不景气，外来民工会抢他们的饭碗。不欢迎外来民工的人认为大批外地民工会占用当地大量公共资源，如学校、廉租房和医疗卫生设施等，实际上，外地民工一般都是身强力壮、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不但不会占用多少公共资源，而且还要与当地居民一样交税，重要的是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
由表6可知上海市2008年、2009年的社会保险参保情况，2009上海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489.06万人，同期参加来沪业人员综合保险的人数为378.41万人，这一人数甚至超过了上海市领取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人数。他们在上海社会保险缴纳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实际上来沪工作人员基本上不会在上海长期工作，不能达到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年龄和缴费条件，他们一般工作几年之后辗转到其他城市或者返乡。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只好如数退回。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在2010年之前，由于社保关系异地转移政策尚未完善，个人申请退保只能得到个人缴纳的部分，企业缴纳部分则纳入统筹养老金，不能退回，这些就为上海市民作贡献了。

（五）外来农民工对上海社会治安状况影响
农民工进入城市重要的驱动因素是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并且过上舒适的生活。但是由于在城市需要的生活成本较高，他们往往需要缴纳诸如暂住费、公路保养费、垃圾处理费等等，子女就读还要交各种择校费、赞助费。作为一个高风险群体却又经常是在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网之外。工作的不稳定以及社会保障的缺失使得这些负担更加沉重。不少农民工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真正的市民，享受和当地居民一样的待遇，他们通过相关职业考试获得职业技术等级，成为城市需要的人才，然后在当地工作生活满一定年限才有可能成为具有当地户口的居民。这些条件对于他们而言是相当苛刻的。而一旦他们不能实现这些愿望或者工作发生变故，生活陷入危机，城市相关部门没有提供相应援助，那么他们就可能会对当地的社会治安状况构成威胁。有些时候他们可能还会成为替罪羔羊，2010年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之后，很多人就直接把责任全部推给无证上岗的河南籍电焊工。
外来农民工到上海经商务工，对上海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市场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大批无职业、无居所外来人员的无序和盲目流入，给上海的社会治安、城市文明带来了严重困扰。近年来，上海外来人口犯罪现象更为严重，他们往往以同乡、亲族组成团伙，结帮作案，实施结伙斗殴、偷盗行凶、造假贩假、聚众赌博、卖淫嫖娼等非法活动。目前，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犯罪活动地缘化、专业化、组织化、低龄化特征日趋明显。他们的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安定，扰乱了城市经济的有效运转和居民的正常生活，同时损害了上海作为大都市的整体形象和投资环境，使城市公共管理压力增大。此外，由于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来自农村，文化水平较低，因此他们的某些行为也使城市现代文明深受影响。比如：随地大小便、乱扔杂物、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穿着邋遢、举止不雅等等。同时，外来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卫生防疫、子女的受教育等等都成为上海当今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15]。这些问题的出现当然是外来农民工增加的直接后果，但都可以避免的，关键在于加强社会管理。
由表7可以看出，2008年到2009年，上海市公安机关查处的各种治安案件总数是下降的，这与上海市为筹备世博会而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不无关系，但是也告诉我们，农民工流入城市并不必然带来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或者至少说后果并没有想象的严重。有研究表明治安案件中外来人口的比重在上升，这是容易解释的，外来人口文化素质较低，而且城市对其管理本身就不规范，他们的各方面保障不健全，所以成为治安案件的主要涉案人员。这不仅折射出外来民工的问题，更折射出城市管理中的薄弱环节。

四、政策建议
农民工进城打工一方面对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不会直接对城市就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上，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一）杜绝排斥和压制，采取引导、规范的政策
特别是应放宽劳动密集型行业对民工的使用。政府可考虑将部分失业和低生活保障金的支付,转移为对企业雇用就业困难的城市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的雇用成本的福利部分,提高城市失业下岗人员中困难群体的就业竞争力 。对于确实无法在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且生活贫困的城市家庭,民政部门与劳动部门应把生活救助和促进就业有机结合起来,为他们提供纯救济性的就业岗位。
（二）提高城乡劳动者综合素质
从劳动者本身素质的提高入手,减小民工流入城市造成的替代效应 。低学历农民工由于其拥有的社会资本低于城市当地人口, 因此对城市本地劳动力的替代率较低。高学历劳动力, 虽然其社会资本可能更丰富, 质量也更高, 但由于个体能力已很强, 社会地位也很高, 嵌入社会网络进一步支持其向上流动的资源相对来说减少了, 其个人职业向上流动更多依赖于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研究表明, 提高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 有助于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统一; 提高本地人的受教育程度, 有助于减少因替代而造成的失业。可以预期, 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未来农民工对城市人口就业的压力会逐渐向高学历转移, 社会资本的就业作用将逐渐弱化, 人力资本的作用将不断加强, 劳动力市场将更加自由。
（三）通过制度创新统一劳动力市场
城市政府往往通过限制农民工进城或限制其从事职业种类来保护本地劳动者。这一措施明显违反机会均等和公平原则, 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企业按照效率大化的原则雇佣员工, 之所以愿意招用农民工, 主要是出于成本和风险的考虑。但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 劳动力市场还很不规范, 农民工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如同工不同酬, 农民工工资普遍低于城市本地人, 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 企业以劳务合同代替劳动合同, 不为农民工交纳相应的社会保障费用; 农民工工时长, 工作条件差等。这些因素使得使用一个农民工比使用一个本地劳动力降低了很多的成本, 也减少劳动合同风险,企业自然倾向使用农民工 。这也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割裂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 政府应当通过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 切实落实劳动法等举措, 提高企业使用单位农民工的成本, 从而降低低素质农民工对本地劳动力的替代率。同时, 考虑到部分城市当地劳动力失业并不是无业可就, 而是片面追求高工资的结果, 因此城市政府也不宜再继续实施对本地人的硬性岗位保护政策。总之, 政府如能转变思路, 通过制度创新, 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就能在保护农民工权益、促进本地人就业的同时, 使企业能按照效益大化的原则自由用工。
（四）完善外来民工的社会保障政策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亟待完善。农民工脱离了农村的生活方式来到城市，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待遇，短期工基本不缴纳社会保险，而长期工在退休后因为离开城市回到农村而失去了应享有的社会保障权利，目前我们应该尤其重视这部分人群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尤其要重视城乡社会保障的衔接 。在设计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衔接模式时，也要考虑到不同的情况：首先是对于在城市有稳定工作与收入来源、已基本融入城市生活方式的农民工，可考虑将其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这一部分人可以首先实现统一，但是考虑到实际的经济状况，在筹资比例、保障标准上可以适当降低；其次是已经进入城市，还没有稳定的工作与收入来源的农民工，可以建立一个具有门针对性的，以养老、医疗、工伤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制度主要的是在设计要充分考虑到人群的流动性，做到账户的转续方便，解决其回乡的后顾之忧；对于其他的进城自营业者，可以参照积累制实行个人账户积累，同时政府也可以给予相应比例的补贴。
（五）加强对外来民工的社区管理
构建和谐的社会氛围，使外来流动人口和本地的户籍人口能够融合在现代都市的同一片天空下，取长补短、互相协作 。这要求政府管理部门首先要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提倡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其次要加强人口的融合畅通渠道，以宣传和教育为引导，以诚意和善意来感化；再次，城市政府要逐步消除外来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除此之外，还要为外来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经济融合、空间融合、生活融合、文化融合、感情融合搭建平台、穿针引线。
我国由于资源、区位、历史等原因造成了城乡发展、东中西部发展水平和速度的不平衡，外来流动人口进入大城市往往会产生两方面的冲击；一是比较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带来的物质方面的冲击，二是由于难以融人城市生活、感情孤独甚至自卑的文化冲击。如果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服务仍然采取不平等甚至歧视的方式，势必会对外来人口的心理造成更大的影响，使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产生对立情绪，激化社会矛盾，而这往往成为城市治安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服务要以本民化为原则，不能把外来人口当作对立面，当作治安防范的对象，而应该平等对待，并逐步淡化户籍制度，把外来人口管理服务纳入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管理的日常工作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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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财经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论文范文

中文题目： 农民工对城市劳动者生活福利状况的影响
英文题目： Impact of Migrating Farming Labour on
City Labour's Welfare
所在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专业班级： 劳动与社会保障071班
学生姓名： 吴振寿
指导教师： 胡永远
完成时间： 2011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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